118、礼聘 (1/3)

文化是什么？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我读书多一点（大部分是理工类），又是在从事文化相关工作，希望我能够给他们一个很简单、很清晰的阐释。

很惭愧，文化这个范围太大了，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非常困难。

个人认为，文化是一种泛概念的意识，包罗万象，每个人都会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领悟，也有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努力探究，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

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

这也很正常，如果能简简单单给一种现象予以解释，那这种现象的生命力必然是昙花一现的。

大道至简，悟者天成。虽然文化难以定义，但我们追根溯源、挖掘各种文化的起源和本质，却又是那么的熟悉。

在《易经》中，对文化有过这样的解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约称之为“人文化成”，也既“文化”，其本质就是一种“以文教化”。通过观察天象，来了解宇宙观，包括世界万物的运动规律和法则，从而建立人伦及社会与天象间的联系，用这些教化、改变、造化人的本性，使之顺天而行，修心重德。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了江湖也就有了盟主，盟主不希望看到这个江湖一团糟，就开始制定门规，从衣食住行到为人处世、从婚丧嫁娶到生老病死，都遵循一套标准，历经传承形成一种传统，成为一种文化。

简单点说，文化是一种帝王之术、管理法则，是一种精神统治工具，它击穿人们的精神内核，把每个人在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价值，通过纲常礼教进行思想上的强制约束，继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中国的文化，便是一个“礼”字。

从夏、商的“夏道尊命”、“殷道尊神”到“周道尊礼”，按照孔子的话说，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qín_shòu。”（《礼记·曲礼》）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乐制，是一种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互相认同世代传承的凝聚力，千百年来，“礼”就是中国社会、人生的基本准则，“礼”就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故中华者，礼乐之邦也。

孔子是礼乐制的绝对拥护者——“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

文化自信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开启国家富强的唯一密钥。

自从楚庄王引进中原文化后，楚人便开始享受文化兴国带来的红利，楚昭王能够复国，也是因为楚文化带来的人心所向、笃定内心的精神向阳力，他敏锐意识到，作为南方文化之荦荦大端，礼乐文明正是楚国伟大复兴的重点所在。

四处碰壁的孔子正是贤能之士，跟随的弟子也是当世人杰，如若楚昭王能得到孔子师徒的辅政，楚国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得知楚昭王将礼聘孔子，弟子宰予、冉有兴奋不已，他们认为如果把孔子的政治智慧与楚国的强大国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宏伟愿望。

他们也担心清高的孔子不愿出仕于楚，跑去打探孔子意愿：“姜太公隐居修身多年，不改初衷，直到八十岁时遇见了周文王，他才放弃隐居生活，出仕辅佐周文王成就了王天下的伟业。许由则是帝尧时期的隐士，他标榜清高，崇尚自然，终生不愿为世事所累，帝尧让天下于他，他却推辞不受。请问他们二人谁更贤达？”

孔子是一个主张积极入仕的理想主义者，得到楚国的礼聘也是梦寐以求的大好消息，他对宰予、冉有说道：“各人的理想不同而已，姜太公的人生信仰则是兼利天下，许由的人生信仰是独善其身，他们分别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必要分出优劣高下。不过实现这样的人生理想关键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帝王是否圣明。当今之世，像周文王一样仁德贤明的帝王已经遇不到了，所以即使姜太公再世，又有谁能赏识重用呢？”

孔子深深的舒展了一口气，望着窗外，自言自语道：“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楚王是一个懂道之人，我必将生平所学，助力重振泱泱大楚。”

不仅楚庄王意识到孔子将给楚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蔡国的大夫也高度认同这一观点，孔子不仅能够将先进文化带到楚国，还能够找到楚国的“七寸弊端”，针砭时弊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果被楚国聘用，蔡国就很危险了。

蔡国国君蔡成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派兵在陈、蔡边境处将孔子师徒团团围住，让孔子放弃出仕楚国的想法，孔子义正言辞、坚决不从。

孔子师徒一连被困多日，干粮也都吃完了，很多弟子奄奄一息。饥肠辘辘之下，不少弟子对孔子复辟西周礼制的政治理想提出质疑，但此时的孔子仍然斗志昂扬，比平时更加慷慨激昂地讲授学问，用琴瑟伴奏不停地朗诵诗经、歌唱、弹琴。

于此同时，孔子也分别把子路、子贡、颜回几位核心弟子找来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坚定修身求道的信念，带动其他弟子共同克服眼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