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 我们要先发制敌 (1/2)

那时，宋希濂年仅二十五岁，孙元良是二十八岁。王敬久算是年长的了，也不过三十岁。国军中的悍将，无论怎么数，都少不了他们三个！他们今天再聚一起，看来是要参加第二次“淞沪抗战”了！

骆江心中感慨，战功！战功！军人晋升的必然之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会议桌边，还有几位高级军官，但骆江都不认识，目光也就跳了过去。

再过来，则是几位穿便服的**官员。这中间，他只认识胖胖的市**秘书长。这位秘书长姓钱，一双小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最后一位，坐在骆江对面的，是京沪警备司令部的后勤处处长翟振川。这个人，他是认识的。

不过，他也看出来了，翟振川表情凝重，似乎有很沉重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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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振川的心事，谁都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在刚才，他在司令部参谋处的房间里，接到梁金凯的电话。

梁金凯低声说：“长官，军火生意，可能不行了！”

这是最让他痛苦的事！士兵们就要上战场！他参加过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抗战”，知道战场有多残酷！许多士兵都将阵亡！

但他们临死前却拿不到足额的军饷！这叫他无法忍受！

他从参谋处出来的时候，偏偏就在走廊里碰见张总司令。

张总司令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嗯？”了一声。

他知道张总司令是什么意思，但他说不出话来，只能轻轻摇头。

张总司令看着远处，也没说话。

翟振川当时痛苦不堪，只好轻声说：“长官，我对不起弟兄们！”

张总司令拍拍他的胳膊，说：“不必这样，你也尽了力了。再想想，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他说完之后，就走了。

现在，翟振川坐在会议桌边，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件事。

他想，还有别的办法吗？我还可以从什么地方筹来四万元钱？上海有钱人确实多，但谁会拿出四万元钱来？这明摆着是无利可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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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门口的军官高声喊：“张总司令到！全体起立！”

桌边的人都站了起来。军官们训练有素，弹簧一般挺身而起，昂首挺胸，双臂下垂。

市**的那些官员们就有些迟慢。钱秘书长身后的椅子轰的一声倒在地上。

一名年轻军官急忙冲过去，扶起他身后的椅子。

会议室门开了，京沪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张治中，身穿整洁上将军服，将星闪耀。他没有戴军帽，头发极短，干练而尊贵。

他快步走进来，在会议桌上首站定，看看桌边的人，点头说：“各位，请坐吧。”

桌边的人都坐下了，张总司令却没有坐。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红蓝铅笔，慢慢地转着，看着桌边的每一个人。

片刻，他轻声说：“我选择在暨南大学开会，有两个原因。第一，这里距市区不太远，方便市**的各位来开会。第二，这里将是孙元良孙将军的指挥部。”

桌边的人都去看肩背挺直，脸色严峻的孙元良。

张总司令笑着说：“将来，还有可能是我的指挥部。”

桌边的人，都露出心领神会的微笑。

张总司令接着说：“中日之战，大体上可以有三种形式。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隐忍不发。比如，九一八东北事变，就是这样的。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就是反击。比如上海一二八淞沪战役，还有最近发生的长城战役，都是这种情况。所谓哀兵必胜，就是这个道理。第三种，我判断出他要打我，我就先动手打他。这叫趁其不备，先发制敌。去年，军委会参谋本部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在淞沪地区对日作战的方针，其内容就是：‘在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各位，消灭上海之敌军，是目前全部作战的核心！这一次，我们要先发制敌！”

桌边的军官们都兴奋起来，互相低声议论，频频点头。

这时，孙元良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我有一个疑问。对日作战，为什么选择在上海，而不在华北？上海并没有多少日军，而华北的日军正蠢蠢欲动，准备向南进攻！”

张总司令微笑看着他，示意他坐下。

他沉思了片刻，才轻声说：“元良提的问题，倒让我想起一些往事。中国从清末起，就一直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压迫，不是割地，就是赔款，并且接二连三。这些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到民国初，袁世凯当政的时候，中国的境况更糟，却极少再割地赔款，还保全了很多国土。为什么？因为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他用美国人牵制日本人，用日本人牵制苏联人，用苏联人牵制欧洲人，又用欧洲人牵制美国人。他这样左支右绌，虽然吃力，却为中国保住了许多利益。上海这一战，也有这个意思。我希望欧美国家，不要过于绥靖。”

孙元良点头说：“总司令，我明白了。”

张总司令又说：“还有一层意思。在中国历史上，由北向南作战，大多取胜。所以，我们不能在华北方向作战，要由东向西，先把上海的日军赶下海！”

这时，宋希濂猛地站起来，立正挺胸说：“报告总司令，卑职所率第三十六师，尚远在西安！恳请总司令电告委员长，责令卑职率部前来上海！求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