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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说，德米特里，我全知道了，”娜塔丽雅瞟了他一眼，断然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经历了那种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过自新吗？”

娜塔丽雅说。

他挺直身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双臂没有搁在什么地方，留神听她说话，竭力好好领会她的意思，好好回答她的话。他最近一次同玛丝洛娃见面，情绪很好，心里仍充满宁静的快乐，看见什么人都很高兴。

“我不要她改过自新，我只要我自己改过自新，”他回答说。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不结婚也有别的办法。”

“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到了那里就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幸福，”娜塔丽雅说。

“我并不要个人的幸福。”

“那当然，但她要是有心肠的话，也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本来就不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

“生活怎么样？”

“生活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聂赫留朵夫说，瞅着她那张还很好看、只是眼角和嘴边已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明白，”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记起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想。无数童年的回忆交织在心头，唤起了他对她的亲切感情。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象平时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膛，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脸上浮着微笑，他的眼镜、秃头和黑胡子都闪闪发亮。

“您好，您好”他装腔作势地说。

（虽然拉戈任斯基婚后最初一段时期，他们竭力不拘礼节，相互用“你”称呼，但后来还是恢复用“您”。）

他们握了握手。拉戈任斯基轻快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

“我不妨碍你们谈话吗？”

“不，我说话，做事，从来不瞒着什么人。”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毛茸茸的手，一听见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气，他对姐夫的情意顿时消失了。

“是啊，我们在谈他的打算，”娜塔丽雅说。“给你倒一杯吗？”她拿起茶壶，添上说。

“好的。那么究竟有什么打算哪？”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犯了罪，”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您不仅仅陪送她，还有别的打算。”

“是的，只要她愿意，我还打算同她结婚。”

“原来如此要是您不嫌烦的话，您给我解释解释您的动机。我不了解您的动机。”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她堕落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想不出恰当的措词，不由得生自己的气。“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她却受到惩罚。”

“既然她受到惩罚，那就不会没有罪。”

“她完全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情绪激动地把这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是的，这是审判长疏忽了，弄得陪审员在答复时考虑不周。不过，这种情况还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枢密院已经把上诉驳回了。”

“枢密院驳回了，这就说明上诉理由不足，”拉戈任斯基说，显然人云亦云地认为法庭口头陈述的结果就是真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要是法庭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得上告皇上。”

“已经上告了，但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会向司法部查问，司法部会向枢密院查问，枢密院会重述它的裁定。这样，无罪的人还不是照样将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向枢密院查问，”拉戈任斯基倨傲地笑着说，“司法部会向法庭直接吊卷，如果发现错误，就会加以纠正；第二，无罪的人从来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也是极少见的例外。凡是受惩罚的，总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不慌不忙，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可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抱着反感说，“我相信，被法庭判刑的人，大部分是无罪的。”

“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无罪就是没有任何罪。例如这个被控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根本没有罪；还有我最近认识一个农民，被控犯杀人罪，其实他没有杀过人，什么罪也没有；还有母子两人被控犯纵火罪，其实那场火是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一点被定罪。”

“是的，审判错误一向有的，将来也还会有，这一点不消说。人类的机关不可能十全十美。”

“再说，有大量犯人并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环境里成长的，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对不起，您这话可没有道理。做贼的个个都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又露出那种若无其事、自命不凡和略带轻蔑的微笑，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不，他们不知道。人家对他们说：别偷东西，可是他们明白，工厂老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盗窃他们的劳动，政府和政府官员用收税的方式不断地盗窃他们的财物。”

“这是无政府主义理论，”拉戈任斯基平静地说，对内弟的话下了断语